1978年秋，陈云在杭州休养。一天上午，他和夫人于若木正在玉泉公园散步，看到公园茶室的女服务员在结算茶水账。陈云走到茶室，主动要求替服务员打算盘。只见他手起珠落，不一会儿就把账给算清了。服务员不认识陈云，惊奇地说：“您算盘打得真好啊！是个老会计吧？”
陈云打算盘的情景被随行的工作人员拍了下来。1981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看到这张照片后非常感慨，写了一首诗：“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是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筹谋策划的形象写照。
这次杭州“打算盘”的短短数月之后，陈云再次出山，操持国民经济的“大算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重回中央最高领导层。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再次主持财经工作。甫一上任，他就为经济工作大局，打了一个“大算盘”。
1954年 毛泽东和陈云在北戴河
1956年9月27日，陈云主持中共八大闭幕会
陈云、邓小平畅游颐和园，1952年 侯波 摄
陈云向来以大局为重，不计一时之短长，有着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建国前，中央选定他做财经工作，这工作虽然有极大的困难和压力，却也给了他施展财经才能的大舞台。
建国后，毛泽东再次选择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但由于与毛泽东意见上的不统一，陈云经历了三次“靠边站”……
第一次“靠边”：毛泽东要速度，陈云却“反冒进”
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所取得的不凡的业绩，加上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表现出的杰出才能，是建国前夜毛泽东和中央选择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直接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和陈云成为最耀眼的两位“少壮派”领导人。在大会前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被推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候选人，邓小平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陈云和邓小平都在会上表态推让。
毛泽东在称赞邓小平之后，对陈云评价道：“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1955年，毛泽东嫌农业合作化速度太慢，指责某些干部是“小脚女人”。之后，各地的经济建设指标大幅度提速。
当“冒进”开始在1956年出现时，引起了陈云的高度警觉。1956年底，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针对“冒进”，作为中央财经委负责人的陈云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明年要削减投资……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他明确表示“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
陈云“反冒进”，毛泽东要速度。于是，当陈云开始筹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向他袭来……
1957年9月20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反冒进”：“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共产党应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这年年底，他对“反冒进”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爬行一样慢”；“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
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还是给正在养病的陈云造成了很大压力。 1958年1月中旬，毛泽东约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这些主管经济的负责人去南宁开会，但是陈云请了病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还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一个月后，毛泽东对“反冒进”不依不饶，他指责出席会议的陈云说：“经济的事都由陈云签字，这是对我进行封锁。”
指责之外还有警告：“‘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毛泽东这话说得非常重，让陈云听了如坐针毡。无奈之下，陈云只好在会上违心地作检查，表示对“反冒进”中财经工作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由此，毛泽东走上前台领导经济，陈云率领的中央财经小组变成了一个无实权的机构。
第二次“靠边”：“庐山会议”后陈云称病不出
那个年头，农业最缺粮食，工业最缺钢。所以，“大跃进”的战线上，农业高产“卫星”不断升天，钢产量也要翻一番。结果1958年计划钢产量就从530万吨，一下变成了1070万吨。
当时，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私下找到陈云，希望他就“大跃进”中一些问题找毛泽东谈谈。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所以陈云选择了沉默。但是当1959年的计划钢产量变成不靠谱的3000万吨时，陈云说话了。
对于这个3000万吨的指标，毛泽东也征求了陈云的意见，陈云没有直接说不行，而是给了毛泽东一组数据：英国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言外之意，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还多，不可能完成。
于是，毛泽东退了一步，把指标降到了1800万吨。即便是1800万吨，陈云也觉得无法完成，可这事不能硬顶，因为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陈云还是吃不透、拿不准。
他找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希望胡不要把这个具体数字写入会议公报，因为一旦公开，就很难再加以调整。但是胡乔木没敢把陈云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而是把这段数字堂而皇之地见报了。
1959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前，胡乔木才把陈云给他的建议转告毛泽东。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承认搞经济建设不能违背综合平衡规律。他说：“经济建设靠陈云，我不行了。”
但是，本来决定进一步纠“左”的庐山会议，因毛泽东决定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改变了原有议程。由纠“左”向反右的改变，不仅使前一阶段的纠“左”成果全部付之东流，而且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没有采纳陈云意见，于是，陈云称病休养。
第三次“靠边”：毛泽东不同意“分田到户”
1962年初，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又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毛泽东不得不于1960年底再次决定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陈云再一次受命负责领导纠正“左”倾错误工作。
为此，陈云先后对农业、煤炭及冶金工业等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为作出决定提供依据。仅对煤炭工业的调查研究就做了28次之多，陈云自己曾说：“我搞财经工作以来，从来没有用这么长的时间研究一个问题。”毛泽东对此颇为赞赏，明确表示陈云的“这个办法好”。
由于尝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苦果，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承认：“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讲了话。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陈云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亦为毛泽东所不满。
据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1962年7月上旬，毛泽东接陈云的信后，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
“陈云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未表示意见。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
七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相继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而所谓“黑暗风”、“单干风”都是与陈云有关的。
北戴河会议前，陈云已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自己将是这场政治风暴冲击的对象之一。加上心脏有病，决定请假养病。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请求。
此后，陈云再次“靠边站”了，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复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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